自愿咨询检测工作是防治艾滋病的一项重要措施，一般包括检测前、检测后咨询、支持性咨询以及相关的治疗、关怀等转介服务。

   云南省从1992年就开始了艾滋病的自愿咨询检测工作，组建了一支4000多人的咨询员队伍，先后举办了60多期咨询员培训班，培训了2600多名咨询员。

   一次成功的咨询不仅可以挽救一个生命，而且可以挽救一个家庭，并及时阻止艾滋病的传播。在2007年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前，本报记者在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云南戴托普药物依赖防治康复中心、亚太艾滋病服务机构委员会的帮助下走进这个人群，采撷到了一组精彩案例，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呈现这个人群鲜为人知的生存状态。本报即日起推出连续报道“我在听你说——云南艾滋病咨询员手记”。


咨询员：李曼

求询者：小花，女，17岁，汉族，小学文化

   我在红河州个旧市妇女健康活动中心工作，在一次大规模的筛查中，我碰到了一位年仅17岁的求询者，在这里我们称她小花。在一次例行体检中，小花没有拿到体检结果，医生建议她到我们这里来做咨询检测。当时，我正准备下班，看到她怯怯地站在门口，探头小声地问：“医生让我来这里，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？”她说完就掩面失声痛哭。我想，她一定是鼓起了很大勇气才敢说出“艾滋病”这三个字的。

我小心翼翼地把她请进办公室，给她倒了一杯开水，经过交谈之后，我才得知了她的悲惨遭遇。

   小花是一位贵州贫困山区的女孩。14岁那一年，在她母亲和姨妈的威逼下，她无奈地嫁给了姨妈的儿子——她的表哥。由于是近亲结婚，一年以后，她生下了一个身体残疾弱小的男孩，却因此被赶出了家门。

正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同村的一位远房亲戚找到她，说可以带她来云南赚大钱，并答应给她600元的月工资。

   小花来到个旧市后，才知道自己将要在娱乐场所从事不正当职业，但当时已经受到人身控制，无计可施了。在整个咨询过程中，她一直都在痛哭，伤心的话结结巴巴地说不全。而我除了再三安慰，真不知该做什么。当时，天已经完全黑了，我只得把她送回出租房屋。

   第二天早上，我刚到中心，就看到小花躲藏在门口等我。才一天的时间，她憔悴了很多，根本不像一个17岁的少女！这一次，我花费了大半天的时间，给她讲了很多关于艾滋病和性病的基本知识，告诉她将来怎样尽可能地保护自己……这时，她才告诉我，她不但是HIV阳性，还患有性病。她问我：“姐姐，出一千元可以治好艾滋病吗？”我呆呆地看着她，默然无语。看着小花无助的眼神，我觉得我应该竭尽全力帮助她。首先，我让朋友把她从老板那里骗出来，送到离个旧市50公里外的小镇安心治病。

   从此以后，她经常来中心参加我们组织的各种活动，身体和心态都有了很大的改观。但是，由于科学知识的贫乏，她不太在乎艾滋病将会给她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。她现在心中唯一的牵挂，就是她远在贵州的残疾儿子。她诚恳地对我说，尽管得了这么多病，她并不怨恨谁，只想挣钱给她的儿子。但是她再也不会回贵州老家了，她说“要死也只能死在外面”。每当这种时候，我总是给她安慰，希望她能够树立生活的信心。至今为止，我的这个咨询工作还一直处在进行之中，没有结束。

   我做咨询员不到三年的经历中，总会不由自主地走进她们的问题世界中，并且希望自己具有救世主的超群能力。看着一个个弱小的姐妹们先后离开人世，我老是在想：她们去了哪里？以什么样的形态生存，她们生活的空间又是什么样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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